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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吳育臻 博士所指導 藍文瑩的 集集與水里市街中地地位的消長—從位置與產業變遷的解釋 (2014),提出樹林戶政事務所電話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集集、水里、位置、產業變遷。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蔡淵洯所指導 林奕欣的 寺廟與地域文化—以關廟鄉山西宮為中心的探討(1661-2006) (2009),提出因為有 地域文化、神聖空間、集體記憶的重點而找出了 樹林戶政事務所電話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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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蜃樓IV: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為了解決樹林戶政事務所電話的問題,作者姚瑞中,LSD 這樣論述:

「蚊子館」的孳生, 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 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以「視線所及」的匯聚力量, 與滋生中的蚊子軍團繼續對峙 ──全台閒置公共設施踏查,《海市蜃樓》系列作第四彈,重量上市!   從2010年以來,藝術家姚瑞中帶領著LSD(失落社會檔案室)的成員以「海市蜃樓」為名,進行了返鄉踏查全台的「閒置公共設施」──亦即現在耳熟能詳的「蚊子館」,到今年為止已經是第四年。但從《海市蜃樓》到《海市蜃樓IV》,蚊子館依舊各處滋生,第四年的踏查成果集結了高達七百頁的百項案例,相較於往年各冊的海市蜃樓都要更加厚實而沉重。   透過LSD成員們第一手拍攝、撰寫閒置現場的踏查記錄,不難發

現這些閒置空間的形成原因儘管錯綜複雜各有來由,但是歸咎其源卻來自相似的理由:原先規劃功能因時空背景變遷而消失、建設政策與民意需求脫節、規劃不夠周全等,導致這些空間儘管耗費公帑大肆建設,卻只能完全荒廢;另一方面,也有些蚊子館成因是選舉政策支票的結果、或出於公部門標案的弊案與業務貪瀆。在《海市蜃樓IV》中,更特別可以看見機關建物更新後閒置無用的原行政建物的荒廢、缺乏維修經費的老舊建築等。   「蚊子館」的踏查不僅揭露了政府公共工程政策的各種暗角所在,也揭露了國家發展中「硬體優先」、將「建設」等同於「經濟發展」的畸形傳統;在大興土木的建設政策下,存留下來的這些宛如廢墟一般的閒置公共設施,最終僅成為

一個個喑啞失聲的歷史遺體;一處處喪失故事、被蛻下、被拋棄的記憶殼鞘。   「蚊子館」是現代社會所共構出的廢墟;要深入這個共構之業的結構,必須從「看見」廢墟、尋找其中被遮蔽之處開始。

集集與水里市街中地地位的消長—從位置與產業變遷的解釋

為了解決樹林戶政事務所電話的問題,作者藍文瑩 這樣論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研究所別:地理研究所碩士班論文名稱:集集與水里市街中地地位的消長—從位置與產業變遷的解釋指導教授:吳育臻研究生:藍文瑩論文內容:共一冊,文13萬8千餘字,分五章13節,約以800餘字扼要說明。摘 要集集地區在光緒年間因樟腦業發展而興盛,以致大正9年(1920)新高郡役所與集集庄役場皆設於集集街,直到日治中期都是這一帶最高級的中地。日治中後期,為運輸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所需之建材,而興建二水至門牌潭的鐵路(集集線鐵路的前身),然而日治末期集集的交通樞紐地位已被水里取代,因此本文欲從位置與產業活動來探討集集與水里的發展變遷。研究目的有三:1.釐清集集、水

里聚落中地位階的轉變,2.探討集集與水里的位置對兩地市街中地地位消長所扮演的角色,3.分析產業活動對集集與水里市街中地地位消長的影響。研究方法以整理和分析相關文獻資料、地圖比對,以及半結構型訪問法為主,以歸納分析集集和水里中心市街轉移的因素。清代集集與水里地區屬於漢番交界的沿山地帶,集集的位置位在西邊,水里相對在東邊,此位置的關係,影響清代漢人由西向東拓墾,集集的開墾較早於水里,此外,集集地區的地勢相對較低平,位於入山的孔道,因而成為漢人入山開墾的起點,早在乾隆45年(1780)即出現市街,成為漢番交易中心,做為一個停留點;隨著漢人逐漸往內山開拓,水里當時為進入埔裏社或通往東部後山的過路點。而

造成日治末期集集交通樞紐地位漸被水里取代的關鍵原因為,大正8年(1919)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建造,為水里帶入許多的工程師與工人,因為人口的進駐,帶動水里的發展,水里逐漸成為附近區域交通中心。戰後,由於臺灣的香蕉與外國香蕉競爭,同時民國60年(1971)臺灣農村的勞工外移,因此臺灣的香蕉逐漸沒落,集集賴以發展的經濟優勢消失,集集發展日漸沒落;另一方面,民國47年(1958)林業政策開放,為水里也帶入更多的人口,將水里市街的發展推到巔峰,其影響直到民國74年(1985)林業政策轉變為止。此外,民國70年代,臺灣電力公司在水里地區興建兩座抽蓄水力發電廠,透過人力的注入,因此維持水里市街將近30年(

民國47年至民國74年)的穩定發展;雖然民國80年代至今日以來,集集致力推動觀光業,成為假日遊客的停留點,相對水里則較少遊客進入,然而就兩地市街發展而言,水里市街的中地等級仍高於集集市街。關鍵詞:集集、水里、位置、產業變遷

寺廟與地域文化—以關廟鄉山西宮為中心的探討(1661-2006)

為了解決樹林戶政事務所電話的問題,作者林奕欣 這樣論述:

本文研究的是漢人傳統社會寺廟與地域文化發展與傳承,以關廟地區的中心大廟—山西宮做為討論的主軸。關廟鄉十七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村庄廟,形成聚落、村落級的祭祀圈,而山西宮祭祀圈涵蓋十一個村,本文所論述的地域文化即指在此跨街村的大祭祀圈內的文化,論述的重點在建立起一個傳統的模式,附帶敘述現代化之下的發展趨勢。 關廟地區開發甚早,十七世紀鄭氏時期已有漢人移入,在當地開闢埤塘、形成聚落後,就修建廟宇以奉祀神明,因此廟宇的修建經常與地方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山西宮亦建於鄭氏時期,是一座主祀關聖帝君的廟宇,肇建之初信徒限於關帝廟街,隨著信徒人數增加,祭祀圈逐漸擴大,清季已成為外新豐里地方大廟。山西宮是神明在

世間的居所,地方民眾與各村庄廟藉由宗教祭典等信仰活動界定了祭祀圈的範圍,顯示山西宮是祭祀圈內最重要的神聖中心,同時廟宇空間舉行世俗性的公共事務,因此亦為地方之世俗中心。山西宮是宗教性的建築物,無論是建築格局形式、雕飾彩繪都特別強調與眾不同的特殊之處,運用寺廟建築的符號意涵,不但營造出廟宇空間的神聖性與強化其中心性,使原本世俗的空間轉化成神聖的空間,也充份顯示了地方信眾的審美觀與價值觀。環繞著山西宮展開的各種宗教性展演,如祭典、藝陣與戲曲都具有神聖性與世俗性的雙重面向,目的是為了酬謝神明、界定與淨化神聖空間,也提供民眾休閒娛樂。由於廟宇聚集人群的特性,地方世俗性公共活動也多在山西宮進行,公共事務

受神明力量及權威的影響,而帶有神聖性的色彩。除此之外,地方的集體記憶亦附著於山西宮而流傳至今。因此山西宮對地域文化與祭祀圈內的居民而言,具備了文化負載、規約、整合與認同等功能。雖然在現代化影響下,廟宇功能經歷了分化與轉變的現象,但是直至今日山西宮仍為祭祀圈民眾最重要的神聖中心以及認同的象徵。